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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海南省政府网发布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该方案提到,到2025年,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使用清洁能源比例达100%。到2030年,全岛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海南成了全国第一个提出禁售燃油车的实质计划。其实海南作为第一个提出这样计划的省份并不奇怪,大致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电动汽车的普及是汽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今年4月3日,比亚迪官方正式发布声明,称根据其战略发展需要,自2022年3月起,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这意味着,比亚迪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停产燃油汽车的车企。同时国内的北汽集团和长安集团也都宣布2025年全面停售燃油车。同一时间国际知名车企也都加入了此行列,大众汽车2035年欧洲市场停售燃油车。本田汽车2040年停产燃油车。现代汽车2040年停售燃油车等等。再过十年以后人们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开燃油车的问题,还是还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 二、符合海南的经济发展模式 海南是旅游大省,全省的GDP90%以上来源于旅游或互之相关的行业,因此保持海南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创新绿色无污染的环境已经成了海南省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早在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就表示,海南省政府将出台一项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规划,做到2030年以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的汽车。近几年,全岛引入了大量的新能源车企,同时兴建了大量的充电桩和转电站。截至2022年6月底,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15.9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有率达8.9%。并且这一发展速度还在稳步推进中。 三、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有利于电动汽车的普及 首先,作为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海南具备天然地理优势,地域幅员大小决定了行驶半径控制在两三百公里以内,这与目前主流的电池能量密度和新能源车续驶里程高度契合。 其次,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环境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衰减。 再者,海南拥有国内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超高清洁能源比例。海南太阳能光伏、风能、潮汐能、天然气及核电等清洁能源资源储量丰富。这都为新能源汽车的储能和充电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四、对于岛内有车一族来说更换燃油车可以节省大量费用 众所周知,海南的汽油价格全国是最高的,比如今年7月海南地区95号汽油价格可以达到11.10元/升,最便宜的陕西和新疆地区价格为9.71元/升,相差近1.5元/升。究其原因,主要是海南实行的《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中规定,海南的路桥,包括高速公路不设卡收费,所有的这部分费用折算到了汽油的油价当中。当然这一规定对于开汽油车的用户是不太友好,之前新能源汽车没有时,车主们没得选,现在多了一种省钱的出行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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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学科不是把杀猪刀?从量子力学的普朗克说起

这几年,关于专业的吐槽、自嘲真是不少。譬如,最常见的可能是专业鄙视链,紧随其后的大概就是“某学科是一把杀猪刀”了。其中重灾区包括法学、医学、物理学、小语种、计算机等,以至于衍生出了一些网络调侃段子,如“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物理使人头秃”。

“物理使人头秃”可以说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了,上世纪物理学界的两个大神,奠定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普朗克,都是有点其貌不扬,疯疯癫癫。尤其是普朗克:

诸位书友或许不会陌生,因为有众多网友发挥想象力,说这是普朗克做物理实验时“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

不光是物理,如果单从历史人物的照片对比来看,很多职业都扮演着“杀猪刀”的角色。(预警:以下照片有点多)

这是马克吐温的照片对比。马克吐温在作家里算是没什么颜值的人了,年轻时长得也不帅,但起码看起来远没有中老年后那么永远怒发冲冠。

这是另一位物理学大佬,首次在原子中发现了电子存在并凭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瑟夫汤姆逊。

年轻时的长相不能说帅,也算是精练吧,后来发际线后退,面色也变得愁苦了起来。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调侃。照片中人物的相貌变化其实和学科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衰老和样貌改变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生理变化。

而且,科学界也有人的样貌能一直潇洒自如,比如,理查德费曼:

虽然“物理使人头秃”在此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回到普朗克身上,前后巨大的反差确实不得不使人感叹——物理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也因为这个反差,每当人们谈起什么(尤其是读硕读博、做研究)是把杀猪刀,普朗克的照片总是那个最先被注意到的对象。前不久,《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中文版翻译出版,不消说,封面毫无悬念地选了普朗克年轻时的照片。

其实,倒不是物理对他做了什么。在上世纪初期,中年过后的普朗克的确是遭遇了一连串“杀猪刀”般的事情。如果回到当时询问德国内外的物理学家,他们对普朗克肯定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会认为他是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大师,也会有更多人认为,他是个精致的现实主义者,甚至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只是普朗克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几乎成了今天的人吐槽各自专业的代言照。

“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拍摄于1901年,恰好是马克斯普朗克刚刚论证出普朗克常数的一年。这一年,普朗克已经47岁了。随着普朗克常数的提出,以及普朗克在热辐射理论热动力理论上面的成就,他已经成为了德国物理学的代表人物,不过尽管普朗克常数的提出是物理学里程碑式突破,但对普朗克来说,他保守的性格依然让他对革命性的概念抱有怀疑警惕。(这也是为何若干年后,当波尔、海森堡等人提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派解释的时候,普朗克并不能接受的原因)

尼尔斯玻尔与马克斯普朗克在哥本哈根讲学。

在慕尼黑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菲利普冯约利一边鼓励他努力钻研物理,一边又告诉他热力学即将封顶物理学大厦,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接近尾声,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当爱因斯坦在二十多岁就拥有了标志性的物理学成就时,普朗克除了论证自己的物理学设想,还必须要考虑现实——如何在大学里获得一个能拿薪水的职务。

当一位名叫莉泽迈特纳的女性想进入大学学习物理,却发现当时所有的普鲁士大学都不接受女性学员的时候,普朗克一边在信中表示他很赞同,“不要鼓励她们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女性指定了作为母亲和主妇的身份”,但同时呢,当迈特纳向她表示自己想进入大学学习物理时,普朗克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即使二十年后,当迈特纳遇到各种困难时,普朗克都伸出了援手,帮她打破由男性统治的物理学现状。后来,这位迈特纳成为了德国柏林大学历史上第一名女教授。

《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美] 布兰登R.布朗 著,尹晓冬、张烁 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7月。

放在现在的环境中,可能很难想象——一位大学的男教授在网上发表着歧视女性智力、认为女性应该回家生孩子不用来上学的文章,同时又帮助女学生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打破学术界的性别统治。

它可以在行为上表现得很矛盾复杂,又能通过一系列行为的总结,让它变得非常简单。

马克斯普朗克的性格,无非是不愿得罪任何主流的声音与观念,避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纠纷麻烦,但是内心又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遇到特殊个例的时候又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这方面,另一件能得以佐证的事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致文明世界书》。一份在一战时期为德国炮轰比利时、焚烧图书馆辩护的文章。

这份臭名昭著的声明,又称“93人宣言”。因为这份声明的签署者,是93位赫赫有名的德国知识分子。在上面签名的人包括:

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发明了X光射线的威廉伦琴;

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化学疗法的保罗埃尔利希;

著名音乐家李斯特的堂兄弗朗茨李斯特和作曲家瓦格纳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瓦格纳;

190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发现了抗白喉毒素,被称为“儿童救星”的埃米尔冯贝林……

这份声明一发表,完全让国际社会震惊。签署的人从科学界、艺术界、经济学界、文学界到哲学界,从德国日耳曼民族再到犹太人,几乎涵盖了德国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以至于其他国家立刻愤怒地表示,将终止和德国科学艺术领域的所有合作。

尽管普朗克后来说,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了署名权,但毫无证据。

声明的发表让德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在政府那里获取了足够的支持。物理学界在德国政府那里获得了空前的投入。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物理学飞速发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上碾压了其他国家。

他通过发表为德国政府重塑形象的言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让物理学界在战争期间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外界干扰,不让政府人员影响到物理学家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麻烦。同时,他为德国军国主义侵略宣传,但现实中又在保护身边可能被政府伤害的同事与朋友。他在个人演讲中表达了对这些同事的支持,并且尽可能地挽留他们,让想要移民的物理学家留在德国,并且和他们说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事情肯定会好起来的。

不过,要说德国的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热情都是普朗克为了讨好政府而装出来的,也肯定不对。一战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们也想着重新恢复昔日帝国的荣光,想要重建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荣耀。普朗克本人也为战争付出了足够惨重的代价,他的二儿子在战场上被法国军队俘虏,大儿子则是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普朗克在物理研究之外的生活的确更加现实,只是他生活上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滑向特别黑暗的一面。他没有凭借着自己的获利与政府的支持而打压迫害任何人,而是在寻求一种平衡与庇护。

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朗克依旧想用这种方式,起码维护住物理学界的平稳。

也正是在二战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摧毁了普朗克。在这件事情发生三年后,普朗克便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人世。这才是真正将他毁灭掉的事情。

1933年5月16日,75岁的普朗克回复了希特勒的生日贺卡,然后表示希望能够和总理有一场友好的会面,探讨德国科学的未来。

普朗克怀着最后的希望去拜访了希特勒。在他看来,事情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通过暂时的屈从与妥协来为物理学界的知识分子提供安全和庇护。他确信,这种平静的处理方式会是最有效果的,然而,在结束了和希特勒的直接会面后,普朗克之前所有乐观的想法几乎被毁灭性地夷为平地。对于犹太科学家和普通人士,希特勒没有给普朗克任何妥协的余地。

《科学何去何从》,[德]马克斯普朗克 著,谢海伦 译,凤凰颐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在这次会面中,普朗克首先想尝试从希特勒政府那里确保物理学界会获得投资支持,对此,希特勒表示不用担心。然而,接下来问题到了犹太物理学家身上的时候,普朗克的所有尝试就顿时碰壁,他无法让希特勒改变针对犹太人的残酷政策。最后,普朗克试图对犹太人进行分类,他和希特勒说,犹太人也分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会影响德国的发展,应该驱逐,但是西方犹太人一直在努力与德国同化,并对国家有着贡献,起码在科学界应该保护西方犹太人的精英人士。

最后,希特勒愤怒地表示,“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会聚起一堆犹太人”。这次会面,最终以希特勒的暴跳如雷而告终。

也正是在这次会面结束后,同年的5月份,普朗克就不得不按照命令行事,解雇了威廉皇家学会中四分之一的成员(从非雅利安人开始)。这期间普朗克所做的努力是尽量缩小名单上的人数,第一次给政府的回复中,普朗克试图在27名犹太人助理中保护某些人,说其中有些人待定,有些人难以解雇,建议政府重新考虑。到了7月份,普朗克的努力宣告失败,这些犹太人助理必须被解雇。

助理保不住的话,普朗克就开始试图争取为一些科学家获得政府的豁免权。结果,这个豁免名额也是一个都没有争取到。

他的同事哈恩、海森堡等人试图组织针对希特勒政府的抗议活动,提出了一份有30人签名的声明书,但这个抗议活动立刻被普朗克压了下去。普朗克的理由是,这个抗议注定会失败,“如果你今天有30个教授站出来抗议,那么,明天紧接着就有150个教授站出来谴责,因为总有更多人想要取代这些空缺的职位”。

纳粹时期,普朗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道德与独裁统治之间的那根平衡木上。他为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呐喊,宣传科学要为帝国效忠,告诫同事不要组织任何对纳粹政府的抗议活动。但在1934年,当流亡在瑞士的犹太化学家哈伯去世的时候,普朗克不顾纳粹方面的禁令,组织了一场科学界的纪念活动。

他为纳粹政府撰写报告,宣传科学对帝国消除负面形象的作用。同时,这期间的普朗克拒绝了任何出国的活动。他的理由是,“过去的旅行中,我感到自己是德国科学的代表,而且为之自豪。现在我却不得不因羞耻而掩面”。

在《普朗克传》中,布兰登R.布朗为普朗克的行为做了一次非常精确的总结:

“从纳粹最早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斯普朗克的一贯做法。尽管他从未公开向政府挑衅,但也从未完全臣服;他继续在两个阵线之间诉诸笔墨发表声明,以安静的方式默默抗衡。虽然他向纳粹党旗敬礼,也在‘希特勒万岁’的官方文件上签了字,但他同时也在宣传国际合作,为能豁免他的犹太裔同事而四处奔走。”

1944年,之前为纳粹政府宣传、算是立下一些功劳的普朗克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待见。希特勒政权对数学化物理并不喜欢,认为普朗克是将德国物理引入歧途的一派人士。他们更明显希望物理能在工业和实用领域带来直接的贡献,而不是一堆公式堆砌的假想与论证。辞职的普朗克和家人在山中准备度过接下来尽可能平静的日子,却还是没能躲开纳粹青年组织的攻击。

同年,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希特勒险些被人刺杀。之后开展的大面积调查活动中,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温被证明与纵火人士有着密切的幕后往来。

87岁的普朗克不得不重新拿起笔,用满是乞求的口吻给希特勒写信,希望看在自己这个老头子毕生都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份上,能怜悯自己的儿子。他也给希姆莱写信,希望对方能看在二者过往交情的份上去说服希特勒。但希姆莱的回信中说,这个案件已经由总理告知,其他人不得过问,不仅如此,普朗克夫妇连探望自己儿子的权利也没有。希姆莱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尽可能推迟埃尔温的判决。

普朗克夫妇继续四处奔走,等待着希特勒的回复。年近90的普朗克也再次表示出了愿意为帝国效忠的愿望。但是,对希特勒来说,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事情,并没有任何容忍的余地。

可能,这其中唯一的转机是,纳粹政府派人告诉普朗克,要他在10月底之前提交一份《给元首的忏悔书》,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判断,向元首低头认错。

但即使儿子被以叛国罪关在监狱中,普朗克还是拒绝了这份声明,“很遗憾地告诉你,由于我的儿子尚在监禁,我写不出与这本小册子目的相称的句子”。

10月23日,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温被法庭以叛国罪、组织叛国群体、试图剥夺宪法赋予元首的权力、战时煽动敌对势力等罪名,判处死刑。

这是最后摧毁掉普朗克的事情。3年后,抑郁忧伤的普朗克也告别了人世。在普朗克人生的晚年,学界对他褒贬不一,他向纳粹敬礼屈服、拒绝抵抗的行为让很多人不齿,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他身边朋友撰写的私人回忆录却都表示在生活中会感受到普朗克的真诚与率直。普朗克给自己的座右铭是“保持生活的乐观”——想到整个普朗克家族都是德意志帝国崛起与衰落的见证者与牺牲品,不知道在最后的岁月里他能否还可以保持最起码的淡然。估计,当纳粹法庭援引德国法典的条律(顺便一提,德国法典也是由普朗克的父亲,著名的法学家约翰普朗克参与修订的)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时,他内心还是会崩溃。

因此,尽管普朗克的那张教科书上的照片完全是拍摄糟糕所致,但那张被光影效果摧残的脸仿佛预示着什么。在那张照片的背后,是二战时期一代人的悲哀和无奈,和这种不可抗因素比起来,物理研究的折磨,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万字长文:从根上看恒大是如何一步一步跌倒的

2021年12月3日,恒大一纸公告宣布2.6亿美元的债务可能违约。恒大“躺平”如同一声惊雷,引起了官方与民间的高度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证监会第一时间发声,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时间约谈许家印。

虽然对恒大“暴雷”、“躺平”,坊间早有猜测,但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平地一声惊雷,让人感到震惊。恒大从宇宙第一房企的神坛上跌落,看似突然,其实有迹可循。

官方对恒大事件的定论是:“恒大集团经营管理不善,盲目多元化扩张,最终导致风险爆发,属于个案。”官方的总结非常精辟:经营管理不善,代表着企业内部出了问题,从根上说是企业文化的问题;盲目多元化扩张,意味着企业战略出了问题,从根上说是许家印自己的问题。

我们试图从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两个方面分析恒大危机事件,从众说纷纭中,直抵事物的本质。

如果将恒大事件与安然事件进行类比,就会发现有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一切以业绩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最终失控。

在轰然倒下之前,安然和恒大一样,是一个众多投资者追捧、拥有“神线年,两家濒临破产的天然气公司合并成立了安然。

进入1990年代以后,安然就像开了挂一样,进入令人咋舌的高速发展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安然从一家天然气企业变身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其销售收入59亿美元上升为1010亿美元,《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十六名,连续六年将它评为“最具创新精神”企业。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突然申请破产保护,令世界震惊,安然的轰然倒下,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恢复的元气,也重创了社会公众的信心。

为什么安然会突然倒掉?很多人认为,安然的毁灭是因为盲目多元化、财务作假、高层腐败,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本质上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

安然有一个著名的“只注重结果”的“压力锅”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只能成功、赢家通吃;人被轻视、只重结果。在经济上行时,这样的理念再平常不过;一旦经济下行,这种文化就会让公司处于困境。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为了让业绩报表好看,高管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诱使他们铤而走险、走上财务作假的歧途。从上至下的造假,最终使“安然公司变成了唯利是图的集合体”(《洛杉矶时报》评语),加速了它的死亡。

为什么拿安然来说事?某种程度上,恒大和安然的企业文化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017年是恒大的巅峰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恒大开始实行全员营销,恒大规定所有员工都要参加每年2-3次的“全员营销”活动,每次持续约2个月。

“2018年初,他被要求每周邀请注册2-3个恒房通新用户,后来注册任务逐渐提升到10个、20个。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全员营销季,任务加码了,他被要求每周邀请5-10人到恒大楼盘到访看房。

到2019年,部门背上了卖房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不仅要在大会上做检讨,还会被降薪降职。”

从最开始拉亲朋好友注册账号,到找美团跑腿去看楼,再到找黄牛包大巴雇人看,最后到整个部门众筹交纳买房定金,整个过程都充斥着“弄虚作假”。

对非业务部门员工的摊派式业绩要求,已然超出了他们的工作范畴,也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极限。

这不可避免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就会让员工产生一种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如同置身于压力锅之中。

正如那位前员工所言,“这种营销任务成为了一种凌驾在大家主业之上的压力,每人脑中时刻要有一根筋想着这件事,焦虑无比。”

随着业绩压力从上至下层层传导,所有人都陷入一种焦虑状态之中,当压力越来越大,不少员工铤而走险,走上了弄虚作假之路。当造假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系统性风险。

当行业情势较好时,恒大尚可应对;当政策收紧、行业情势处于下行之时,恒大的繁荣假象将不可避免地刺破。

那位前员工质疑,“每到全员营销季,公司的销售额都是过千亿,但到底多少是员工众筹的定金,不得而知。”

一个员工在做假,大概率是员工的问题;一个部门在做假,大概率是领导的问题;如果是整个公司都在造假,那么毫无疑问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

当年安然在媒体上大肆吹嘘“压力锅”文化,最终的结果就是爆掉。这种唯业绩至上的理念,有着极大的危害性。

固然,高业绩压力能在短期内驱动企业高速增长,可是当员工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时,就会想着走捷径,甚至弄虚作假,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集体无意识的作恶文化,将公司陷入险境。

明朝心学创始人王阳明曾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其实人们内心天然地知道是非善恶,人们不知道良知为何物的最大原因是良知与本心被遮蔽了。以良知做人,凭本心做事,知行合一,才是正道。

是做一家善良但发展慢的企业,还是做一家作恶但发展快的企业,不同的选择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很多人认为,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产品、战略、营销、管理等商业决策,事实上,如果分析全球基业长青的成功企业,无一不是奉行向善的价值观,例如谷歌的价值观是不作恶,腾讯的价值观是科技向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心存善念,企业才能长久地活下去。

因作恶而一夜之间倒下的企业,可以说数不胜数。三鹿奶粉、三株口服液,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掉,看起来是因为质量事故,其实根上的问题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在当今信息化如此透明的年代,没有一个向善的企业价值观,是没有办法做到持续发展的,更别说基业长青了。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恒大奉行的是“作恶”的企业价值观,而且我相信,许家印和他的高管团队的初衷并不是去“作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唯业绩至上的理念会诱使员工“做恶”、“造假”,如果对它视而不见或者失去控制,就会将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所有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将这句话套用在企业经营上,则是成功的企业都是相似的,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

学者陈春花曾对企业文化做过精辟的论述,“企业的真正存在并非是资财的积累、规模的扩大,而是其文化、精神和存在。一旦企业失去了后者或是形成了某种病态的文化,不论其当时的市场、社会利益如何,不论其在公司庞然大物中的座次如何,很快都会陷入公司的危机之中。”

正如人一样,一旦精神出问题了,身体一定会出问题。企业一旦丧失了向善的灵魂,再大的企业都会轰然倒塌。

激进,敢冒险,很少考虑风险,恒大战车一旦前进,从来是横扫一切。这是许家印一贯以来的行事风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种程度上,恒大今天的危机,在许家印创立恒大的第一天就注定了。

1997年,恒大推出了第一个楼盘金碧花园,第一期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销售、当年销完、当年入住。

其秘诀是短平快,其中的平指价格平,1600元楼板价拿地,以每2800元的价格出售,明显低于周边的楼盘。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许家印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复制“金碧模式”,在不断创造业绩神话的同时,也将自己陷入险境。

许家印是一个管理很严苛、给钱很舍得的人。他对管理制度“很迷信”。早年许家印在“河南舞阳钢铁厂”热处理车间当主任时,就制定了生产管理意见300意见,其中有一条“150度考核法”非常奇葩、但特别管用:如果值夜班的工人身体打开幅度超过150度便定性上班睡觉,就要罚款。据说这个方法彻底根治了值夜班打盹的现象。由于福利待遇好,工人们对许家印的严格管理没有明显的反感。

创办恒大之后,许家印将管理制度发挥到极致。许家印亲自制定《员工修身准则》36条规定,小到通讯畅通、会议着装,大到受贿、索贿、泄露公司机密都有明确的规定,只要触犯就会得到相应处罚。

他还亲自起草了一本厚厚的《恒大学习资料》,其中有几万条规章制度,内容涵盖了吃穿住用行,员工人手一册。在房屋建设方面,恒大出台了厚达800余页的《恒大精品工程标准》手册,包含30余部篇章、6000余项条款。各种手册、制度加起来超过了60万字。

恒大集团是一个“管人”高度集权的总部:总部上千人不做具体业务,只做管理;总部掌控所有的招投标权。

看《恒大报》、学习许家印讲话、转发恒大宣传文章,是员工的“标准动作”。恒大还执行着极为严厉的考核制度,只要完不成业绩,就要在每周举行的几百人大会上做检讨,甚至会降薪降级。

在内部会议上,恒大高管经常受到许家印的训斥,有时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信泰资本创始人蓬钢曾参与恒大的战略投资,他对许家印的印象是,“他在公司很有权威,他说晚上开会,就没一个人敢提走。”

这样的高压之下,为什么那么多高管、员工对恒大不离不弃?在严格管理之下,恒大钱给的很足。

2020年,恒大总裁夏海钧年薪高达2.05亿元年薪,是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的1247万元年薪的十几倍。这还不是最高的,在2017年巅峰时期,夏海钧的年薪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98亿元。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年薪高达1500万元,打破了经济学家年薪的天花板。

除了底薪,高管很大一部分收入跟业绩挂钩,例如分公司如果完成业绩,会拿出销售额的1%来奖励老总。

对于普通的员工,恒大也很大方。有人做过恒大与万科的薪酬对比,2020年恒大薪酬总支出290.2亿元,员工数为12.3万人,人均年薪为23.5万元;万科薪酬总支出165.16亿元,员工数为14万人,人均年薪为11.7万元。

恒大员工的平均薪酬高出万科员工一倍多,同时也比绿地、融创、保利、雅居乐、招商蛇口的人均年薪高出不少。

许家印在人性上有着深刻的洞察,从奖惩机制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以恒大足球为例,许家印曾推出过这样的奖惩机制:赢一场奖励500万,平一场不奖不罚,输一场惩罚300万。奖得重,罚得也重,但总体是奖大于罚。2013年恒大足球赢来巅峰时刻,球队获得奖金高达1.3亿元。

严格管理、敢于分钱是许家印的管理精髓。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在类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下,恒大铸就了一支敢打仗、善奇袭的铁军。

许家印曾自豪地说,在恒大,新员工只要入职三个月,很快就会自发变成“工作狂”、“拼命三郎”。

正是这种复制机器人式的体系,让恒大变成了一部整齐划一、攻击性很强、指哪打哪的商业战车。

很多人认为恒大追求的是狼性文化、军队文化。事实上,无论是狼性文化、还是军队文化都是非常强调情感的,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奋斗的文化。

许家印的管理机制是鼓励内部竞争的,过度强调赛马机制,会在内部形成一个个小山头。小山头具有强凝聚力,但山头之外,却是割裂甚至对立的。这就会导致每个小山头只关注自己的目标和利益,不会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集团的整体利益。

恒大在全国有1300多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支铁军,但到整个集团公司层面,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盛世之下,大家为了利益拧成了一股绳;可一旦盛世的表象被戳破,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对恒大这样体量的巨型企业来说,人本关怀、理想主义至关重要。恒大文化与华为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任正非肩上所背负的科技兴国使命,让所有华为人拥有了奋斗的动力。他们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战,更是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战斗。

除了金钱、物质之外,人总得有点精神上的追求,背负着某种使命。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会变成一群唯利是图的集合体,不会得到世人的尊重。皮带哥、许教授、许主席等这些带有恶意的梗,某种程度上是民意的一种表达。

毫无疑问,许家印是功利性很强的企业家。许家印所追求的宏伟蓝图,是规模上的宏大,具体而功利。

从他的公开发言中,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宏伟的目标,实现多少销售目标,达到怎样的行业地位,很少听到他系统地阐释恒大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华为的任正非截然相反,他很少对外说华为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说得最多的是华为将走向何方、使命价值观是什么、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任正非曾写过一篇《华为的冬天》,他认为做企业如履薄冰,要时刻防范危机的到来。

任正非无数次在内部强调,华为最基本的使命是活下去。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让华为躲过了一次次危机,变得更加强大,成长为屹立于世界的科技巨人。

为了防范自己因为权力过大而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任正非在内部推行了轮值CEO的制度,把决策权交给了领导集体。

企业文化源自于创始人精神,恒大的企业文化具有强烈的许家印烙印。当过去的成功路径变成路径依赖,进而演变成经验主义时,企业就会具有潜在的风险。

在华为,任正非有几位轮值CEO;在万科,王石有郁亮;在联想,柳传志有杨元庆。在恒大,只有许家印自己。

经济学家任泽平曾发文描述自己在恒大的境遇时表示,许老板对他的想法和意见并不重视,没有人能影响许家印的想法和决定。当企业进入领导人拍脑袋、一言堂的时候,企业就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2017年,恒大进入巅峰期,短短三年多时间,恒大滑到破产重组的边缘,教训不可谓不惨重。

恒大危机让我想到了一件旧事。《中国经营报》曾刊登过家乐福的中国员工一篇题为《我们感谢这里的培养但对这里没有感情》的文章,文章从两个方面批判家乐福的企业文化:

家乐福在管理上执行的是结果导向的管理体系,整个管理环节对过程并不重视,而是重视例如销售额、毛利率这样的具体结果,从店长、处长到课长一层一层将指标分解下去,如果哪一层完不成指标就有可能走人。

二、等级森严,家乐福缺乏人情味。家乐福上下级等级森严,企业内部缺乏人情味,员工对企业缺乏感情,一旦有合适机会,跳槽成为他们的首选。

家乐福中国和安然、恒大的情况何其相似。我们真心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吸取其中的教训,在注重业绩与结果时,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以使命、价值观与企业文化驱动企业不断向前。

12月9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住进了成都市金堂县的一家恒大酒店。酒店入口处的宣传板上,“多元化”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它将酒店的核心优势归结为“恒大集团的多元化”。类似的标语,我在其他的恒大酒店也看到过。

见过有酒店将服务当做核心竞争力的,也见过酒店将文化当核心竞争力的,但像恒大酒店这样将“多元化”当核心竞争力的,倒是第一次见。这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

恒大在全国有1300多个项目,1200万多业主,他们都有着“衣食住行”的巨大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恒大抢占了社区的“最后一公里”,离消费者最近,理论上可以延伸出一片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中,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复购率较高的“食”是重中之重。

2013年,借助亚冠决赛,恒大冰泉高调亮相,赚足眼球。许家印定下非常激进的销售目标:2014年100亿元;2015年300亿。要知道,2013年农夫山泉的销售额才90亿元。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14年恒大冰泉销售10.9亿,亏损23.7亿。

2014年8月,恒大宣布进军粮油、乳业等快消领域,计划投资1000亿做大快消产业,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就偃旗息鼓,不得已之下,恒大将粮油、乳制品、矿泉水业务以27亿元打包卖掉,后来又低调收回。

很多批评者认为,恒大不应该涉足“食”这个领域。从多元化的逻辑来看,恒大进入“食”领域具有弱相关性,如果认真经营,仍然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可惜的是,恒大延续了地产行业的那一套打法,违反了行业规律,以至于摔了跟头。

恒大冰泉也好,恒大农业也罢,都走的是高端路线。和大众品牌的打造逻辑完全不同,梦想价值是打造高端品牌的第一要素,高端消费者是一群挑剔的人,要征服他们,必须在品质、品味、艺术、技术等方面引领他们进入梦想的世界,就像苹果手机一样。

真正的高端品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炼成的,它需要农耕式的培育,而不是工业化的速成。尽管狂轰滥炸的广告,可以帮助恒大食品在短期内招到商,顺利地铺向终端,但要消费者拿出线元一瓶的大豆油,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占领消费者的心智。恒大地产奉行着“开盘必特价、特价必超值”的铁律,因此它在行业内有价格屠夫之称,这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低端的品牌形象。要打破这种印象,建立高端的品牌形象,就必须在消费者心智中构建梦想的世界。

我们先来看看恒大冰泉在一年内广告诉求的变化:天天饮用、健康长寿;健康美丽;一处水源供全球;爸爸妈我想喝;做饭泡茶;我只爱你。不断变化的广告主题、代言人、广告风格,让人们没有办法对恒大冰泉建立心智认知。

我们再看看恒大冰泉的价格变化:500ml装的恒大冰泉最初是4.5元,后调价为2元/瓶,后来在超市竟卖到1.4元/瓶;1.25L装的恒大冰泉,先从25元降到12.5元,后来又降到4元。这种频繁的大幅度降价,不仅对品牌产生巨大的伤害,而且让消费者感到无所适从。

恒大做高端矿泉水、粮油,不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而是为了短期的销量。直白点说,是为了割韭菜、薅羊毛。显然,这样的做法无法赢得消费者的心。

品牌之战,本质上是心智之战,如果在品牌定位上模糊不清、朝令夕改,无论是做高端市场,还是做大众市场,都终将会失败。投入越大,摔得越惨。

许家印曾轻蔑地认为,“食”这个板块才几十亿的盘子,体量太小,承载不了他的恒大梦想。于是他掉转枪头,在“行”开始进行赌徒式的布局。

对于新能源汽车,许家印同样寄予了厚望。为此,他订立了三大宏伟目标: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到2025年实现年产销超100万辆,到2035年实现年产销超500万辆。

根据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销售了130万辆电动汽车。专家普遍预计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恒大要成为其中数一数二的玩家,至少要迈过四道坎。

第一道坎是资金坎。蔚来创始人李斌曾说过,没有200亿,不要造车。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李斌认为,造车门槛不降反升,“没有400亿造不了车”。

贾跃亭投入150亿元,耗费了八年时光,还是未能实现量产。戴森花了218亿元,最后不得不宣告造车失败。

第二道坎是品牌坎。汽车消费与房产消费有着根本的区别,品牌价值更加凸显。特斯拉的极客气质,宝马车的驾驶享受,这些都是消费者购买的理由。

房产消费,人们更多的是看地段、户型、配套等物理要素,但汽车消费,人们对品牌这一心理要素更加看重。

20万的奔驰车线万的吉利车好开吗?上千万一辆的宾利车真的值那么多钱吗?很难说得清。

第三道坎是竞争坎。新能源汽车巨大的增长潜力,吸引了很多行业外的玩家。除了恒大,还包括像华为、小米、苹果、谷歌、百度这样的科技巨头。今年,小米宣布加入造车大军,宣布十年投入100亿美元。

第四道坎是时间坎。造车,需要和时间做朋友,要经得住熬。直到今天,蔚来、理想、小鹏仍在亏损当中。特斯拉2003年成立,到2020年才摆脱亏损魔咒。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注定是会失败的。这两年,有太多的造车新势力悄然消失。

对恒大来说,这四道坎都是生死坎,只要有一道坎迈不过去,都将是对恒大汽车的重挫。

如今,恒大集团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在恒大汽车即将进入量产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输血,它接下来的造车之路将会非常艰难。

更重要的是,它对恒大汽车的品牌声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要重拾品牌声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恒大汽车即便量产成功,其销量表现也将大打折扣。

许家印最自豪的是恒大品牌,无论是什么业务,都要冠上恒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固然有助于新业务的展开,可是当恒大旗下的某个业务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对恒大品牌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影响其他业务的表现。恒大汽车就是例子。

今年3月26日,恒大汽车总市值为592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4986亿元),超过“汽车股一哥”比亚迪的4892.27亿元市值,然而到了12月8日,其市值跌至336.16亿港元,连巅峰期的零头都不到。

无数的案例告诉我们,多元化要在各业务之间建立隔离带,尤其要建立品牌的防火墙。

在这方面,联想是恒大的榜样。在联想控股的版图中,有IT板块、农业板块、金融板块、新材料板块。

除了IT板块沿用联想品牌之外,其他的业务板块都没有用联想品牌,例如农业板块,用的是佳沃品牌;金融板块,用的是拉卡拉。

即便佳沃、拉卡拉陷入危机之中,也不会对联想品牌造成任何影响,也不会对IT业务板块产生冲击。

当年贾跃亭提出“生态化反”的概念,认为乐视旗下的多项业务能够协同发展,构建一个紧密型生态,从而形成一条护城河。然而没料到的是,乐视重金投入的多项业务,不仅未能带来协同效应,反而拖累了主营业务的发展。

在许家印看来,多元化是最好的分散风险方式,他希望通过在各个行业建立足够高的护城河,来消解房地产主业的风险,于是,他大举进军足球、影视、文旅、食品饮料、农业、健康、汽车、保险等领域。

如果拆解其业务板块,就会发现其多元化有着自己的逻辑。恒大所涉足的领域,大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恒大进入“食品”领域的理由相同,恒大进军其他产业,也是基于“最后一公里”逻辑。

许家印认为,恒大满足了消费者“住”的需求,占领了社区入口,全面满足他们的“食、行、娱、旅、康”等方面的需求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和贾跃亭的“生态化反”逻辑一样,许家印的“最后一公里”逻辑并没有错。尽管恒大的多元化,算不上强关联的多元化,更算不上是同心多元化,但彼此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弱关联的多元化。”

无论是哪种多元化,都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真正的多元化并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多元化,更不是高举债务的多元化,而是每块业务都能齐头并进,能为集团带来良好的现金流,且不会对主营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在地产商在多元化上,李嘉诚可以说做了一个表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早已不是单纯的开发商,而是一个涵盖地产、零售、港口、能源、基建、电信等多个产业的商业帝国。

看起来,李嘉诚的多元化与房地产的关系并不大,但他的逻辑是风险对冲。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周期性强、负债率高的行业,风险性较高,而零售、电信、港口是周期性弱、负债率低的行业,风险性较小。李嘉诚通过多元化战略,规避周期性风险,获得更加稳健的回报。

李嘉诚对每一个产业的判断,都是基于投资回报。本质上,李嘉诚和巴菲特一样,是投资家,而不是实业家。李嘉诚秉持的“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投资理念,确保了每一个业务都能健康发展,即便偶尔马失前蹄,也不至于对整个集团造成剧烈的冲击。

虽然李嘉诚旗下的各个产业,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因此,李嘉诚在多元化布局上,有着极大的灵活性。

在许家印的商业版图中,绝大部分都是投资大、回报慢的行业,无法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反哺,而李嘉诚不同,他所投资的行业大多数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可对冲房地产所带来的风险。

2013年,李嘉诚就开始有序抛售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房产,短短几年时间,他从地产项目中套现1700亿。

2018年李嘉诚以10亿英镑入手瑞银集团伦敦总部大楼,2021年以12.5亿英镑的价格售出,如果加上租金回报,短短三年间,李嘉诚的投资回报率超过37%。

许家印恰好相反,他似乎只有买买买一条路径,即便是在巨额债务高压之下,惜售手中的土地资源、地产项目。恒大拥有海量的土地储备与物业资源,却不及时出售降低负债,等到快暴雷才急忙兜售,一切都晚了。

2010年李嘉诚买入了五龙电动车(原中聚电池)4亿股份,2015年增持至8%,成为第三大股东。

2021年10月份,他通过儿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入股威马汽车,再次进入新能源汽车的赛道。

许家印的掌控欲太强,以至于每进入一个行业,要么买下、控股它,要么是从零开始打造它。同样看好新能源汽车,许家印选择自己下场造车,李嘉诚选择的是参股投资。

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家印的失败,不是他的多元化战略出了问题,而是因果倒置,把追求规模大、追求多元化变成了驱动公司发展的核心要素。为多元化而多元化,对行业发展规律、外部市场风险、内部债务风险视而不见,自然就会受到惩罚。

有人认为恒大如此激进地投身到新能源汽车的赛道,是为了抢抓新能源汽车的时间窗口。

每个行业都有无限的生意机会,每个时间点都有追不完的风口与赛道。所谓的风口和赛道,拉到一个时间维度,都是不成立的。

2020年,蔚来汽车股价低迷,陷入困境,很多人唱衰新能源汽车,认为它是昙花一现。可到了2021年,蔚来汽车又重新受到追捧。

恒大进军新能源汽车太着急了一些,没有必要追风口、抢窗口。即便要执意造车,最起码要卖掉一些资产,把子弹留足、把债务降低。别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手中的优质资产,想卖也卖不出去了。

关于多元化,GE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当你是市场中的第四或第五的时候,老大打一个喷嚏,你就会染上肺炎。当你是老大的时候,你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后面的公司在困难时期将不得不兼并重组”。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GE在多元化战略上一骑绝尘。如果分析GE的产业结构,就会发现其每个子业务都拥有独立的现金流创造力,而集团整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投资支出的节奏。

对于像恒大这样的企业来说,要做到规模化,意味着持续的现金投入,而多元化则使这种现金投入加倍,没有了财务上的协同效应,业务上协同效应也难以发挥。

因此,杰克·韦尔奇提出了“数一数二”的观点,也即是,如果某项业务没能做到行业数一数二,都应该卖掉,哪怕是赚钱的业务。卖掉次级业务能让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当年IBM将PC部门卖给联想时,这个业务依然红火。IBM的考虑是:“消费者需要的是一体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电脑业务只是工业产品链中的一个硬件性能而已,我们要跟微软和英特尔竞争,必须集中精力。”卖掉PC业务,让IBM的战略更加聚焦。

TCL并购汤姆逊,国际化陷入困局。为了脱困,李东生不得不卖掉利润最高的TCL国际电工和智能楼宇业务。TCL卖掉这两个现金奶牛,除了流动资金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业务与TCL的“消费电子”定位并无关联。

1997年金融危机后,果断地剥离了具有垄断性的电力、国防部门,以及重工业公司中的建设机械部门和叉车部门,甚至将公司以往的利润中心——半导体业务也整个卖掉。

2000年,三星共计变现了79亿美元资金,这些资金除了还债之外,全部用于三星消费电子业务,最终成就了三星今日的地位。

上个世纪70年代,诺基亚的核心业务是电线电缆,自从加大电子业务投资力度后,逐渐卖掉造纸、轮胎、电缆等曾经的核心业务,集中精力发展手机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战略性放弃,壮士断腕,的确很艰难。做加法远比做减法容易得多,也轻松很多。

最先剥离的业务,应该是恒腾网络。恒大旗下的南瓜视频、儒意影业虽然表现不错,但恒腾网络连连亏损,且无好转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它既不符合恒大在万亿级市场上做到“数一数二”的原则,又不具备快速的、可持续性的增长性。

拿在手上,不如卖掉。在债务违约之前,许家印曾卖掉恒腾网络的股份还债,但对资金求知若渴的恒大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恒大物业是另一个被剥离的对象。恒大的负债高达2万亿之巨,卖掉恒大物业,才有可能有效缓解资金压力。

按理来说,恒大物业是恒大地产板块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恒大最优质的资产之一,也是恒大至关重要的战略业务。

由于它的体量太大,有能力接盘者寥寥无几。在债务违约之前,许家印曾接触多个潜在的收购方,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按照“数一数二”的原则,恒大旗下的业务板块,除了地产、汽车业务,其他的业务都应该卖掉,比如恒大物业、恒腾网络、恒大冰泉、恒大人寿、恒大健康、恒大高科技、恒大童世界、恒大保险等业务。

卖掉那些消耗资源、亏损且不相干的业务,不仅可以稳定大盘,更重要的是能将视线聚焦到最核心的战略上来。

在世界五百强中,绝大多数都是专业化的企业,例如沃尔玛、苹果、微软、壳牌、沃尔玛、亚马逊、家得宝、华为、壳牌石油、戴姆勒、大众汽车等。这些优秀的企业大多选择了一个赛道,并在该赛道了构筑了非常深的护城河。

对恒大来说,保留地产、汽车两大板块的业务就已足够。这两个赛道,足够恒大跑几十年了。

在卖卖卖方面,王健林也许是许家印的榜样。从2017年开始,王健林就开启了“甩货”旅程,他甚至把核心资产都拿出来卖掉了。

2017年,王健林先是将13个文旅项目以438.44亿元全部打包卖给了融创,又将77家酒店6折“贱卖”给富力地产获得199亿元,两笔交易让王健林获得了超637亿的现金。

2018年1月29日,腾讯联合苏宁、京东、融创以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的14%股权。

2月5日,阿里巴巴和文投控股以78亿元收购了万达旗下万达电影12.77%股份。

10月29日,万达以总价62.81亿元将文旅项目设计、建设和管理公司卖给了融创。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恒大将走向卖卖卖之路。这对许家印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也是唯一的选择。既然许家印看好了汽车这个赛道,他应该会全力保全汽车业务,而分布在全国的地产项目,许家印应该会择机卖掉。

当年,王健林贱卖酒店时,据说摔了杯子。到了这样的生死时刻,不管许家印愿不愿意,恐怕也要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了。

洗地机销售额高速成长 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百亿元

凭借补足拖地空缺的优势,洗地机一跃成为清洁电器市场的一匹黑马。高速增长的洗地机市场也吸引了诸多家电企业入局。奥维云网分析称,洗地机行业将会成为清洁电器类目发展最快的品类,预计到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01亿元。

据悉,早在2016年,Hoover FH40160PC豪华版电动地板清洁器引入国内,这可以看作是国内最早的洗地机产品。但随后几年,洗地机的发展不温不火。直到2020年,智能家电开始迎来普及,洗地机一跃成为清洁电器市场的一匹黑马。根据奥维云网(AVC)线年,洗地机品类在整个清洁电器中占比达到6.2%。

从市场规模来看,根据奥维云网的数据,2019年洗地机市场规模不足1亿,2020年暴增至12.9亿。2021第一季度,洗地机占整个清洁电器市场比例达到12.6%,同比增长10倍以上;二季度洗地机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10倍;预计2021年全年洗地机市场规模将突破53亿。

洗地机只是将扫把与拖把结合在一起,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魔力?奥维云网分析称,洗地机大爆发不是偶然,是尽享“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首先,疫情之下,消费者居家时间明显增多,导致地面清洁需求增长,成为洗地机快速增长的催化剂;其次,国内住宅主要为硬地面材质,决定了扫地和拖地需求共存,且拖地需求更加强烈,洗地机真正解决了消费者的拖地需求和洗拖布的痛点;最后,国内中产阶层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这部分人群不再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而是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迅速增长的洗地机市场吸引了诸多家电企业的关注。在这一细分赛道上不仅有添可、石头科技、必胜等国内品牌抢占先机,也有汤姆逊这样的国际巨头躬身入局。

据法国汤姆逊中国品牌经营中心董事总经理李涛介绍,汤姆逊由美国电灯和电力系统的主要奠基者埃利胡汤姆逊于1893年在法国巴黎创立。在清洁电器领域,该公司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世界第一台双联吸尘器便是由汤姆逊公司于1930年发明。经过129年的发展历程,汤姆逊已成为全球四大消费类电子电器产品生产商之一,用户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国汤姆逊中国品牌经营中心地面清洁事业部总经理金文明认为,“自清洁”已成为当下中国家庭中的健康需求之一。2020年至今,添可、必胜等品牌先后推出带自清洁系统的洗地机和扫地机,在技术上更为复杂、功能更为多样的自清洁产品逐步淘汰单一功能的清扫产品,是行业可预见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具备强大研发能力、又能及时跟进用户需求变化的汤姆逊来说,无疑将是市场快速增长的受益者。

据介绍,汤姆逊阿瑞斯系列洗地机将于1月15日在京东、天猫渠道首发上市,不同款式零售价在3000元至4000元。该系列洗地机具备噪音低至72dB、电解水除菌率高达99%、830ml大容量水箱、滚刷持续自清洁免手洗等诸多功能亮点。在营销上,汤姆逊洗地机将与腾讯动漫超人气IP《猫妖的诱惑》进行联名合作,拓展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奥维云网分析师称,从品牌格局来看,洗地机市场呈现新品牌不断涌入的状态,品牌数量不断增加,到2021年底行业预计达到35家品牌,2022年有望突破百家。

有分析人士表示,面对国内清洁电器市场巨大的潜在空间,龙头品牌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而新品牌也将抓住结构型的机会,凭借性能和价格优势,同样能获得可观收益,共同助力消费市场的升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这种快速崛起的新产品,消费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洗地机好用、吸拖洗一体很方便、自清洁功能用起来很省事,也有一些用户吐槽洗地机是“智商税”、吸力很弱。

去年双11,广州林女士就入手了一款智能洗地机,如今已经用了几个月了。“一地的猫毛、酱汁,只需一遍推过,地板就干干净净。”林女士说,“平时自己上班很忙,没有多少时间打扫卫生。之前也买过蒸汽拖把、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产品,总觉得这些产品在功能上不尽人意,买这款洗地机主要是看中了它拖扫一体,一遍搞定,用起来省时省力又省心。”

不过也有消费者认为洗地机为“智商税”。“花了四千多元跟风买的洗地机是智商税,使用体验很失望。”在小红书种草平台上,有网友分享道:顽固污渍自己用普通拖把能一次清理干净,用洗地机反而不行,另外长头发也无法吸进去,清洁力完全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如今它已被闲置在家里;还有网友说:“洗地机容易留下水渍,另外机器的续航时间太短也很麻烦。”

根据《中国家庭擦地需求与专用擦地机器人技术趋势》白皮书显示,91%的调查者认为扫后必要进行擦地,70%的消费者是对“扫”和“擦”功能都有强烈的需求才购买了扫拖一体机器人产品。

据了解,目前在行业标准和规范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洗地机市场上部分产品质量、售后等问题依然存在。该行业有待于进一步的摸索和学习,以更好的、更方便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

金文明表示,在此基础上,汤姆逊对洗地机产品的要求也有别于其他品牌。汤姆逊基于“友爱科技”的百年品牌理念,从研发设计开始便着力打造小巧、轻量化的第二代洗地机产品,解决了目前洗地机产品水渍残留、机器笨重、续航时间短、使用噪音大等痛点问题。以续航时间为例,市场上大部分洗地机为30分钟左右,而汤姆逊可以达到75分钟,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大面积住宅、全屋清洁的需求。

对于洗地机未来的市场趋势,金文明认为,作为舶来品的清洁电器,此前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人地面清洁的问题,这个需求长期被压抑。随着集扫地、拖地、洗地于一身的洗地机的出现,特别是第二代洗地机的功能完善,解决了中国家庭最大的卫生清洁问题,省时省力,解放双手,洗地机未来一定会大比例替代现有的家庭清洁设备。

广发证券发布的研报称,洗地机可以看作是吸尘器和拖把的结合体。只需要一台洗地机就能够同时完成地面清洁和拖地这两件事,还具有强劲的吸尘除菌功能,无论是对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都具有明显的去除效果。相比无绳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清洁产品,洗地机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日常家中卫生清洁需求。

海通证券认为,倘若未来洗地机可以解决中国家庭花长时间拖地的痛点,那么不排除其渗透率达到80%以上。考虑到具备自清洁的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功能的重合性,保守假设渗透率达到50%。按照中国目前5亿家庭数,假设5年的更换周期下,年销量可达5000万台。长期来看,该证券机构判断洗地机市场规模可达千亿以上。

根据奥维云网白皮书预判,洗地机将会成为整个清洁电器类目发展最快的品类,预计到2023年,其市场规模将达101亿元。

2019年洗地机市场规模不足1亿,2020年暴增至12.9亿。2021第一季度,洗地机占整个清洁电器市场比例达到12.6%,同比增长10倍以上;二季度洗地机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10倍;预计2021年全年洗地机市场规模将突破5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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